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是什么

王安石變法是宋神宗時期，王安石發動的旨在改變北宋建國以來積貧積弱局面的一場社會改革運動。變法自熙寧二年（1069年）開始，至元豐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結束，故亦稱熙寧變法、熙豐變法。那么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是什么呢？

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

1、變法的超前性與社會現實的落后性差距過大，變法沒有適應的土壤

王安石變法主要是應對危機的政治沖動，而不是經濟發展的內在需要。對這次變法的經濟內容，黃仁宇評論道：“在我們之前九百年，中國即企圖以金融管制的辦法操縱國事，其范圍與深度不曾在當時世界里其他地方提出。但現代金融是一種無所不至的全能性組織力量，它之統治所及既要全部包含，又要不容與它類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禮。”而宋朝的封建政體是其面臨的難以逾越的困境，結論不言而喻，變法的走樣與失敗是不可避免的。

2、新法的“斂財”實質導致社會基礎的喪失

變法的真正興奮點是富國，而不是富民。王安石的“理財”，實際上主要是在分配領域內損下益上，奪商人、地主、農民之利歸國家財政，做到的不過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已。這使他幾乎把整個社會作為“取財”的對象，因而在新法推行時，它損害了社會各階級、階層的利益，導致變法的社會基礎喪失。變法中財政收入的增長主要不是依靠發展生產，恰恰正是以青苗、免役等名目“加賦”的結果。

3、變法急功近利、急于求成

王安石明知改革“緩而圖之，則為大利；急而成之，則為大害”，卻在變法中操之過急。他只認定一個目標，卻忽略了在實現這一目標過程中必然會連帶產生一系列問題。在短短數年間將十幾項改革全面鋪開，恐怕當時的社會各階級都不見得有這種精神和物質承受能力，于是變法反而陷入了欲速則不達的困境。

4、政策執行不力

動機與效果的背離，條文與執行的偏差，使一系列變法措施從安民走向擾民。如政府把青苗法利率規定為百分之二十，官員擅自提到百分之三十；政府要抑制私商，官員用更壞的官商代替私商；政府要用交錢代替差役，官員就拼命斂錢。無論哪種措施當初的動機有多好，執行的地方官員都可以把自己的私貨塞進去，都完全違背了變法初衷。

5、用人不當

變法派中，除王安石個人操守尚無非議，而他最重要的支持者與助手呂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呂嘉問、蔡京、李定、鄧綰、薛向等人個人品質多有問題，有的當時就被視為小人。以王安石為代表的變法派只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視了活的人事，于是應該由行政技術層面解決的議題便轉化為道德層面的問題。變法派在后一層面上與保守派相比，立即陷于劣勢。

王安石變法的背景

北宋立國后，為了防止地方割據，收歸行政權、財權、軍權，采用分化事權的方式，維護中央集權；政治上實行文人治國，軍事上奉行守內虛外。

宋初，為削弱官員的權力，實行一職多官，但設官分職尚有定數。自宋真宗時起，朝廷關于官員致仕的詔令日見增多，至宋仁宗時，更是三令五申。同時由于大興科舉、采用恩蔭制、奉行“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籠絡政策，導致官員多貪戀權位，官僚機構龐大而臃腫（“冗員”）。

為穩定社會秩序，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侵，宋初實行“養兵”之策，形成了龐大的軍事體系；同時為了防止武將專權，實行“更戍法”，使得兵將不相習，兵士雖多但不精，對外作戰時處于不利地位（“冗兵”）。軍隊、官員的激增導致財政開支的增加，使得本就拮據的政府財政更加入不敷出，再加上統治者大興土木、修建寺觀等，形成了“冗費”。三者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最終形成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